在楚国和吴国打了几场不疼不痒的仗期间，有一个事件不得不说一下。
这也是在“春秋”历史上有一个重大意义的法律事件。
这就是在鲁昭公六年、三月的时候，郑国的大臣子产“铸刑法于鼎”的事件，这是在中国历史上，首次将国家的刑法法律刻铸在铜鼎上，也是中国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。
春秋以前，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，决不能让国人知道。这样才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，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，这当然是一种古老专制时代的遗迹。
这是胡适先生的观点。
当然，这毕竟现代学者的一家之言，可能也是站在现代立场上的一种观点而已，但是我们应该知道，局限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，在“春秋时期”的成文法颁布，并非象现在这样的容易。
单纯是传载工具就存在着很大的制约，比如：古代的书写工具是用竹简，刀子和毛笔，这就造成了传承工具上的限制，因此，古人流传下来的文章篇幅都很精炼，这也和书写有一定的关系，否则，长篇大论下来，得用多少竹子啊。
而且，在古代的时期，真正能够识文断字的人很少，能认识字，估计在乡里都是一个文化人了，这也就造成了老百姓对于法律内容理解的障碍。所以，先秦时期的各种政治和法律制度，并非像现在这样完善和统一，迷信思想十分的严重。
礼仪道德的规范，是整个社会的基础，无论是在夏朝，还是在商朝或者是周朝，法律只能是原则上的高度概括性的总结，具体落实到民间的复杂社会的实施中，就需要依据当时的社会状态和礼制进行必要的解释，当然无论是成文法律的解释，还是道德礼制的解释，重要的前提都是维护国家的贵族统治。
刑不上大夫，礼不下庶人。
因此，在那个年代中，我们通过《春秋》和《左传》的记载就可以看出：无论是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，以及政治上的操作，还是为人处事，礼尚往来。基本上都是天理，鬼神，周礼和道德及礼制，很少有引用法律来进行说教的现象。
可见：那时候的成文法律，应该只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，远远达不到像现在动就几百条，甚至是上千条的法律条文的发达状态，当时无非法律，就是一个行动的纲领而已。
因此，对于子产将刑法浇筑在铜鼎上这件事，绝对是一件重磅的炸弹事件，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改革和创举，这样一来，必将遭受到当时已经成为习惯的文人的谴责和批评，对于子产“铸刑法于鼎”的事件，各个诸侯国议论纷纷，褒贬不一，但是持反对意见的还是很多，比如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哥级晋国的重臣叔向，和学术大师级的鲁国孔子都表示了强烈的反感和反对。
但是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和越来越详细的法律被逐渐的公开和作为标准，这种做法，便已经慢慢的开始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，这就造成了在子产铸刑法于鼎之后的二十多年，晋国也开始进行了仿照，可是孔子始终认为这样做不对。
在晋国效仿也公布了法律之后，孔子说：
晋国大概因此要灭亡了。人民知道了法律，只看鼎上的条文，不看贵族脸色，怎么能显出贵族的尊贵?
孔子一向最重视礼，不看重法律，他甚至认为法律是有害的。所以他对“铸刑鼎“如此猛贬，并不奇怪。孔子认为：
如果用法律治理国家，那么人们就专注于法律，只求免于犯罪，而失去内心的廉耻，这样的社会未免太不理想，应该追求天下为公，人人讲仁爱，家家睡觉不关门，根本就没有小偷盗贼才对。
因此，孔子认为，在一个社会中，有事要闹到诉诸法律的地步，就不正常了，最理想的就是全社会没有一件诉讼发生。这不过是孔子的一厢情愿罢了，但是在那个时代里面，我们怎能用现在的眼光来批评他们呢。
我们不是“法学家”，也不是“政治家”，所以在此只是拿出了这个问题，简单的表达一下我们自己的意见而已，我们最关心的还是发生在这个时期的故事，由此而关注一下子产这个重要的人物。
子产执掌了郑国的政权后，开始慢慢的显露头角，在国际上有了一定的名声，在郑国国内也慢慢的获得了一些贵族的支持，但是这都是变现在沿用旧的传统之上，一旦子产超出界限，引来的争论总是不少的。
鲁昭公四年，公元前538年，国际形势一片大好，世界上的两强晋国和楚国终于停止了战争，为中原地区的发展赢得了喘息的时间。
借着这个良好的时机，子产开始在郑国推行“丘赋”制度，估计就是类似于当年鲁国搞的“丘甲”制度类似，大致上就是将农民按照“丘”的规模进行编制，然后按照一个“丘”的规模，计算应该出多少赋税，或者是出多少甲士的意思，目的就是增加赋税的收入或者是扩大征兵的范围，但是，这样一来，就等于打破了以前的规矩，进行了改革，必然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，所以很多人开始就咒骂子产这个“野心派的改革家”。
甚至说：他的父亲子国在鲁襄公十年，因为郑国内乱被杀，也是因为这个儿子子产太毒了的原因，儿子克死了父亲，子产就像是蝎子的尾巴，太毒了，他这样的改革并发布命令，郑国将要怎么办？
子产很坦然，他认为只要是有利国家，他自己个人的得失和生死就不要紧，何必去关心那些闲话和诬陷。